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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专题片《永远吹冲锋号》第一集《第二个答案》******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坚如磐石的意志正风肃纪反腐，党极大增强了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党的二十大再次警示全党，“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体现了我们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识，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和顽强意志，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永葆先进性纯洁性。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案

　　傅政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司法部党组副书记、部长等职务，2021年10月被立案审查调查，2022年3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出，傅政华完全背弃理想信念，彻底丧失党性原则，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行极为卑劣，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

　　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傅政华从年轻时入党就没有真正树立起理想信念，而是信奉只讲个人前途、热衷投机钻营的极端个人主义。因此，从参加工作开始，他就极尽钻营之能事，处心积虑寻找一切机会搞政治攀附。

　　2008年，傅政华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期间，结识了时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的孙力军。傅政华感到孙力军年纪轻轻就身居要职，正是他急于结交的上层关系；而孙力军刚到北京，羽翼未丰，也正想物色“小圈子”成员，两人一拍即合，傅政华由此成了孙力军政治团伙的重要成员。

　　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不少重要专案，孙力军并非专案组成员，却频繁来参加会议甚至“作指示”，傅政华每次都亲自下楼迎接，对孙力军的“指示”表示坚决落实，还根据孙力军意见签批重要事项，甚至将上报材料先交由孙力军修改审定。

　　2010年至2017年，经孙力军积极运作，傅政华先后提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北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等重要职务。随着职务越来越高，傅政华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妄图攫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畸形的权欲驱使下，他甚至醉心于旁门左道，迷信政治骗子。

　　石晓春是北京市公安局退休干部，和傅政华相识几十年，他很早就看准了傅政华是个官迷，也生出了利用他的念头。2018年，他向傅政华吹嘘自己有特殊门路，能帮他“搭天线”谋升迁，傅政华立即热情贴靠，主动称兄道弟。石晓春的套路，其实就是一边用谎言吊住傅政华的胃口，一边利用他的职权为自己和关系人办事、站台，从中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让傅政华上当的政治骗子，还不止石晓春一个，另一个名叫李全的政治骗子编造的谎言更加荒谬，居然成功地蒙骗了傅政华长达20年。

　　多年来，傅政华从李全那里得到的只有欺骗，李全却从傅政华那里骗到了很多东西，包括推动有关土地开发项目、协调解决经济纠纷诉讼、帮助李全亲属到银行工作等事项，谋取了大量利益。

　　傅政华之所以痴迷于职级权力，正是因为他心里想的不是用权为公，而是以权谋私。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利用职权为他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案件办理等方面谋取利益，其中尤为恶劣的是多次滥用执法权、司法权，既影响政法队伍风气，也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经查，多年来傅政华收受财物达1.17亿元，其中超过80%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他在北京市收受老板的一套别墅，就价值上千万。他的多名亲属也都借助他的权力牟利。

　　傅政华还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占用多套住房、办公用房，在北京市中心长期违规占用一套7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在工作点和下属单位宾馆占用六套住房，面积高达1300平方米。

　　傅政华把公权力当作罗织人脉网、谋求仕途进步的筹码，一心想往高处走，从追求“官位”开始，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彻底扭曲，完全背弃理想信念，从未真正忠诚于党和人民，将本应服务于人民的权力作为谋取政治资本与经济利益的“垫脚石”，对纪法毫无敬畏，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擅权专断，恣意妄为，造成严重恶劣的政治后果。

　　如此权迷心窍，肆意妄为，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受到纪律和法律的严肃惩处。2022年9月22日，傅政华因犯受贿罪和徇私枉法罪，被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新起案

　　张新起，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曾任潍坊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青岛市委副书记、市长，2019年11月退休，2021年2月被立案审查调查。他的违纪违法问题之一，是收受不法企业“明天系”的巨额贿赂。

　　从内蒙古起家的“明天系”，在十多年里极速扩张成体量庞大的“金融巨鳄”，之所以它能如此迅猛地野蛮生长，“秘诀”正是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张新起就是其中之一。

　　张新起收受贿赂从不自己经手，他很早就有意识地将一个叫焦伟的商人，培养成了自己的“白手套”。

　　上世纪90年代，刚创业的焦伟偶然结识了张新起，就鞍前马后殷勤服务，而张新起也正想物色这样一个人为己所用，逐渐形成了深度捆绑关系。几十年里，张新起为焦伟找项目、行方便，一路扶持他发展壮大；焦伟既是张新起随时可以取钱的“钱袋子”，又是替他操作其它权钱交易的“白手套”。“明天系”对张新起的利益输送就是通过焦伟来完成的。

　　为了回报张新起，“明天系”将自己控股的潍坊大酒店交给焦伟经营管理，还和焦伟“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张新起更以焦伟流动资金困难为由，直接向“明天系”索要了四千万元，美其名曰“借”。

　　从近年来查处的不少腐败案件来看，一些资本集团无序扩张、搞不正当竞争的背后，往往有官员用权力为资本大开绿灯。必须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如今“明天系”已然坍塌，相关单位和人员受到了法律制裁，曾经违纪违法为“明天系”提供帮助的领导干部，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

　　位于烟台马山寨景区的这片海边别墅，是张新起的又一宗大手笔交易。张新起早年在烟台任规划局局长时，就产生了在这里弄套别墅的念头，为此多年苦心布局。当他有了更大权力后，2008年安排外甥女婿李健出面成立公司，投资开发马山寨海景酒店别墅项目，自己藏身幕后实际操盘。

　　商业开发只是幌子，根本目的是借机把受贿所得“洗白”落袋。整个项目只盖了9套别墅，7套分给出资的老板们“冲抵投资”，张新起没拿一分钱，就凭空得到了两套海景别墅。

　　张新起不仅自己追求奢华的生活，甚至还想为下一代乃至下下一代预留充裕的财富。孙子孙女才几岁大，他就在青岛买了两套高档别墅，给他们一人一套。抱有这种欲念，欲望黑洞自然怎么也填不满。主政潍坊的十年，是张新起疯狂谋私的十年，在农产品贸易、供热、供水、港口等多个重大项目里，他都和私营企业主做了交易，攫取了财富。让人深思的是，张新起的父辈其实和潍坊颇有渊源，他父亲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潍坊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的地方。张新起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身为团级干部，他一生艰苦朴素，从未用权力为子女提供过任何方便，对子女的教育都是要自食其力、清白做人。而张新起却走向了和父亲截然相反的方向。

　　张新起被带走的地点，恰好是在给孙子孙女准备的别墅里。靠权力泽被子孙的幻梦，到了梦醒时分。

　　2022年7月，张新起案一审开庭审理，检察院起诉指控，张新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5亿余元，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法庭将择期宣判。

　　湖南省娄底市政治生态系列案件

　　龚武生，2011年12月至2016年3月任娄底市委书记；2016年3月，李荐国由娄底市长接任娄底市委书记。2020年5月和6月，他们先后被湖南省纪委监委采取留置措施。他们相继主政娄底的8年，给这座城市的政治生态和营商环境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健康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医院本是守护人民健康、治病救人的重要场所，但娄底市中心医院却见证了这两任市委书记是如何“接力”从医院捞取好处的。2013年，龚武生向时任院长肖扬打招呼，帮助和自己关系密切的老板陈军江拿到了药品配送业务，背后收受了陈军江300万元贿赂。

　　2016年，李荐国接任龚武生，中心医院很快又迎来了新任市委书记介绍的新关系户。一个做医药销售的老板曹峰认识李荐国的弟弟李建芸，向他们提出“长期合作方案”，只要能帮他的业务进入中心医院，就每年分给李家兄弟巨额利润。李荐国欣然应允，亲自组局约时任院长肖扬和李建芸、曹峰一起吃饭，请肖扬多多关照曹峰。

　　到李荐国案发时，李建芸已经从曹峰那里拿到了1020万元。个人钱袋子鼓起来了，受损的却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李荐国不仅从老板那里收钱，还自己当老板挣钱。早在2006年，他就违反公务员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开办了一家物业管理公司，之后又陆续开办了酒业公司、投资管理公司、入股小额贷款公司。这些公司表面上都是一个叫曹景华的人在经营管理，实际上他只是从幕后老板李荐国那里拿工资和分红。

　　身为市委书记，李荐国却满脑子装的是生意经，娄底的重大工程也被他拿来“待价而沽”。他频频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在智慧娄底建设、娄底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中心城区道路改造工程、娄底市强制戒毒所就地新建、新化县职业中专扩建等多个项目中，他都向相关领导干部打招呼，遇到他认为“不懂事”的干部，就施加压力、排挤打压。“一把手”这种做派，自然严重破坏了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极大地打击了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精神，严重污染当地政治生态。

　　龚武生和李荐国也一样，用“一把手”的权力强行干预重点工程项目。2013年，沪昆高铁娄底南站枢纽一体化项目公开招投标，龚武生向主管项目的万宝新区主要领导打招呼，希望能让关系人陈爱民的公司中标。

　　万宝新区领导感到这个项目责任重大，并未按照龚武生的意图去干预招投标。

　　然而，龚武生并不肯就此罢休，换了种方式继续施加压力。按程序，和中标公司签订合同、启动建设要报经市委书记签批，龚武生却将文件一压两个月就是不批。

　　龚武生这边拖延不批，陈爱民则派人找中标单位“谈判”，实际就是要挟对方，只有让自己的公司参与，工程才能启动。

　　中标单位迫于无奈，最终同意让陈爱民的公司占股40%，双方一达成协议，龚武生很快就签批了。在重大项目中，以这样的行径胁迫中标单位给关系人分一杯羹，释放出的是极其恶劣的导向，严重破坏当地营商环境。因此，当龚武生和李荐国双双落马，当地许多干部群众拍手称快。

　　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自我革命的新境界。我们党以自我净化革除自身毒瘤、以自我完善提升整体形象、以自我革新培育创造活力、以自我提高增强担当本领，实现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让我们的报道“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章新新

　　5月12日之后，参与后方报道组策划。

　　5月27日——6月9日，赴四川灾区参与前方报道组工作。

　　5月29日，陪同郭招金社长进入封城后的北川县城采访。

　　6月8日，赴都江堰、幸福村、都江堰殡仪馆采访。

　　山谷中，湔江蜿蜒，曾经秀丽。但今天这座小城，有一半被埋进山体滑坡的土层，另一半像被抛向空中摔在地上，支离破碎。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社记者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已是一片废墟的北川县城。

　　如果不置身北川县城，我想我们将无法真切地认识这次特大地震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也无法感受到我们的记者是冒着怎么样的危险、承受着什么样的心理压力进入采访现场工作的。

　　从映秀镇、汉旺镇，到红白镇、洛水镇，从通向汶川的“死亡之谷”，到走向北川的泥泞山路，我社记者用心和泪水、用笔和镜头记录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

　　一、“以生命的名义”，作出历史命名。

　　如果说生与死是人类必须直面的终极问题，那么每个民族都无法回避思考生与死。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汶川大地震的新闻报道并不是一般意义的突发事件报道。灾变、生死、侠义、英雄，一直以来就是信息传播的“母题”。“母题”是英文motif的音译，由西方民俗学者首创的术语。1932年，美国民间文艺学家汤普森(Stith Thompson)提出，民间故事最小的叙事单元是“母题”。“母题”同时也是建构信息传播、新闻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会在大众传播乃至文化传统中不断重复出现，其实质是形塑人类生命共同体(氏族、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灾变的新闻报道中，“生死”的“母题”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对外新闻报道，被认为是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它不得不面对东西方不同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分野。媒介、媒介传播，本身乃是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活动。中国新闻机构的对外新闻报道工作，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且规定了不能因为它的传播受众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的受众人群，就改变它的舆论导向。同时，这也确定了它必须以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中生活的受众人群作为始终服务的对象，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也服务于人类不同文明间的共同进步。也因此，克服意识形态的阻碍是对外新闻报道必须跨越的难题。而对外新闻报道得以延续且信息传播范围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社会间信息需求的不断增长；交换信息成为各文明间相互交汇交流的必然要求；即使不同的意识形态，也有“交往对话”的驱动力量，也有“互识互通”的共同基础。

　　汶川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反应之迅速、数量之庞大、不间断持续时间之长，在新中国传播史上都是破天荒的。在抗震救灾报道中，我社创造了一项又一项的历史纪录。但汶川大地震对外新闻报道的特殊意义，主要是：(一)“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高于一切”，成为报道的核心内容。对个体生命的施救，对个体生命的自救，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二)被报道的主角是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涵盖社会各个群体、各个阶层。英文中的hero，有“英雄”和“主角”的双重含义。让人民——包括施救者、自救者、被救者的个体生命——同时成为报道中的“英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三)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建构，人道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人性的光辉，生命的尊严，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四)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从立足点到观察视角，在本质上讲都是把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的。这样的本质意义，在报道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认。

　　汶川大地震，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无助与脆弱，但也空前放大了人类生命中“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的伟大情感。与之相关的对外新闻报道，得以跨过藩篱，正因为它建构在人类生命的共同情感之中，以人类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为基础，把对生命的尊重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判断，空前放大了人性之美的审美体验。

　　从很大程度上说，这次大地震的对外新闻报道，是“以生命的名义”命名的。人类生命宛若风中之苇，极其柔弱却也极其坚韧。它之所以坚韧不拔，因为它有生命间的互助互爱，也因为它有生命间的包容共通。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新闻事业，也必将从这样的路径出发，为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共同进步作出贡献。

　　二、形塑生命信念，把握报道主线。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服务于人民，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这次抗震救灾对外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和归宿。

　　汶川大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和普遍关注。8.0级地震，突如其来，震级高、烈度大。一瞬之间，痛失8万同胞生命！重灾区范围超过10万平方公里，累计受灾人数4500万人。地震发生在群山深壑之中，余震不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严重次生地质灾害频频发生，抗震救灾工作异常复杂、极端艰难。另一方面，与32年前唐山地震时不同，如今的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它处理国内事务的方式方法，已经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一个大国的真正特征是，世界其它国家非常关注这个国家境内发生的事件。按此标准衡量，中国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英国《金融时报》5月15日发表评论说：“大国的力量受到尊重，它们的思想激励着和影响着其它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飓风袭击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中国四川地震立即成为当前焦点的原因。”

　　针对国际社会和全球华人的高度关切，我社的报道特别强调：(一)及时、准确、客观地报道灾情。在灾变报道中，公共沟通应当秉持三项基本原则，即：“公布真相、及时公布、首先公布”。我们的报道力求做到“首先公布”，如实报道灾情，真实反映抗震救灾工作中大量存在的实际困难。(二)持续报道党和政府“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就要作出百倍努力”的重大宣示，生动报道党和政府领导人在抗震救灾最危急的时刻奔赴灾区指挥救人指导救灾，全面报道政府抗震救灾工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抗震救灾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三)通过故事、细节和生者逝者的话语，着力表现中国人民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品格——挺立不屈的坚韧、临危不惧的勇敢、心心相系的大爱和空前无比的团结。(四)突出报道政府主动向国际社会通报灾情，积极欢迎国际救助的开放姿态，充分报道境外救援队、医疗队服务灾区人民的感人事迹，追踪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捐赠物资在灾区的发放情况。(五)深入报道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家乡灾区人民的骨肉深情。(六)重视解疑释惑。

　　在梳理这次抗震救灾报道时，我们应当看到我社的报道，无论是坚持正确导向、追求导向实现，还是强调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其立足点都在于对生命尊重的价值判断上。因为正是在这个价值判断上，集中反映了在巨大灾变中——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事实上，“生命至上”已经上升为公民、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信念。我社的抗震救灾报道也正是以此作为报道的主线贯穿始终。很显然，我们无法选择灾难，但我们可以选择迥异于过往的方式面对灾难。

　　三、高擎生命之帜，形成报道合力。

　　我社这次重大灾难事件的报道与以前报道所不同的是，前方记者的迅速集结，和后方记者、编辑，乃至全社各部门各分社的报道动员，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前方后方、各部门各分社在很短的时间里形成了报道的合力。这得力于前后方报道组、各部门各分社领导的有力指挥，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形成的巨大感召力。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佳作涌现。前方记者发出了一篇篇的独家新闻，写出了一篇篇的感人报道。后方记者也同样日夜兼程，汇集信息，梳理思绪，发出了一篇篇的深度分析，写出了一篇篇的独到评论。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群体的专业素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动力。前方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死亡之谷”，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图像。后方记者克服各种采访困难，连续作战。这得力于我社记者“特别能战斗”团队精神的长期培养，但也可以说，这主要有赖于“生命至上”的共同信念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洗礼。“生命至上”犹如一次又一次吹响的集结号，它一次再一次地感召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四、围绕尊重生命，加强议程设置。

　　5月12日、13日，我社领导层连续做出重要决策：(一)当天派出记者增援四川分社，此后不断加派记者，先后共派出93名记者、编辑和行政后勤人员赶赴四川、陕西、甘肃灾区，极大地增强了现场新闻采集能力，也完成了我社历史上为报道单一突发事件在新闻现场投放人员最多的一次大集结。(二)迅速成立以总编辑为指挥的报道领导组，成立以重庆分社社长为领导的前方报道组，实现垂直化领导，社长、总编辑、副总编辑先后奔赴四川灾区，靠前指挥，调动指挥全社力量投入抗震救灾报道。(三)12日当天晚上，决定开设“汶川大地震滚动报道”栏目。13日，全天不间断播发电讯通稿404条，创中新社有史以来之最。报道数量的迅速增长，地震信息的极大丰富，对拉动抗震救灾的前期报道极端重要。与此同时，总社成立后方报道组，加强议程设置，强化信息梳理，围绕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进行选题策划。在震后第三天，推出第一组特别策划报道《黄金七十二小时》系列。随后，一组组的系列评论、特别策划报道不断推出，不仅使报道形成声势，且让整体报道具有更广阔的观察视野、更厚实的历史深度和更具象的细微体验。

　　五、守望生命烛光，凝聚华人力量。

　　在当代信息传播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信息受众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参与者。由此，注重信息传播的交互性，将会改变对外新闻报道的现有模式。为增强对外新闻报道实效，创新内容形式，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我社高度重视信息传播交互式服务，第一时间紧急与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磋商，迅速转发海外华文媒体积极评价我国抗震救灾的社评社论，及时提供“四川大地震”专版，加班加点制作400多个报纸版面。“守望生命，心手相连”，凝聚全球华人共识，汇集全球华人力量。我社领导层及时做出决策，在13日即向港澳台和海外华文媒体同业发出倡议，携手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海外华文媒体，共同开展“炎黄儿女情系四川地震灾区”活动，得到热烈响应，多家海外华文报纸立即在显著版位刊出倡议书。

　　六、呵护生命尊严，完善“把关”制度。

　　“把关”(gatekeeping)的概念，被认为来源于英文中的“守门人”(gatekeeper)一词。最早把它借用过来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莱文(Kurt Lewin)，他在1947年一篇题为《群体生活的渠道》的论文中提出这一概念。在信息传播活动中，记者、编辑和签稿人就是信息加工的“把关人”。在这次抗震救灾报道工作中，进一步凸显“把关”制度的重要性。(一)总编室多次发出抗震救灾报道提示，强调把握好报道尺度，注意可能出现的偏差。(二)注意核对新闻事实，努力确保报道的真实性。由于发稿量大，现场采访条件艰苦，前方记者身心疲惫，报道工作中难免会出现新闻事实差错。这需要编辑和签稿人稳妥处置，细心校正。(三)坚守客观报道的立场。现场目睹灾区人民巨大伤亡，前方记者感同身受，心力交瘁，报道工作中很容易产生“感染式移情”，从而影响到在新闻判断上的冷静客观。(四)呵护生命尊严，“有节制”地进行灾变报道，努力实现对公众舆论的理性引导。“毫无节制”的灾变报道，往往会形成“滥情报道”，甚至把“灾变新闻”变成“消费灾变”。因此有必要把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贯穿于“把关”制度中。

　　七、关切生命意义，切实改进报道。

　　李安江、郭晋嘉、杜远所采写的通讯《那一夜，我们没有采访》，是我社这次抗震救灾报道中的名篇佳作。在关切生命的意义上，我们的记者做出了“超出常规”的抉择，把抢救生命放到了第一位。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记者是历史舞台最前排的观众”。在抗震救灾波澜壮阔的“拯救生命大行动”中，我们不再是“观众”。但是在新闻操作层面上回归“观察者”的角色考察这次报道工作，有非常多的经验值得总结。地震发生后前三、四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报道受阻。尽管前方记者和总社技术部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在一段时间里，海事卫星没有及时到位，前方报道时继时断。这其中既有单纯的技术装备的因素，也有各个方面的经验不足。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把技术后勤保障放在突出位置。

　　今年以来，重大突发事件频发。从初春的雨雪冰冻灾害，“三•一四”拉萨打砸抢烧事件，到山东火车翻车事故，奥运圣火全球传递受到各种政治势力干扰，直至“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发生。对这些事件报道工作的得与失，一直在警醒着我们：要更加主动地服务海外受众，更加充分地认识改进对外报道工作的紧迫性，更加努力地提高对外报道工作的实效性。而仍在进行中的抗震救灾报道，不仅为我们切实改进报道工作提供了鲜活的经验，也从另一个侧面预示着尊重生命的价值判断将最终改变我们的生活。关注生命生存的状态，关切生命的本质意义，不止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它将在今后所有的报道领域、所有的报道题材中呈现出非同以往的张力。用胡锦涛总书记讲的话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

　　“生命至上”的伟大信念，是汶川大地震惠及我们每一个人的最为珍贵的“精神遗产”。“以生命的名义”，是对一次特大灾难报道的历史命名，但同时它也将成为我们生活的召唤。

　　(历史资料)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